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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引用】“没有一家当代杂志还有民国遗风”——傅国涌答《传媒青年》  

2011-06-29 13:53:23|  分类: 时文感慨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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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“没有一家当代杂志还有民国遗风”
——傅国涌答《传媒青年》
 
 
    那是个最好的时代,也是个最坏的时代。

    杂志民国里的时代,民国杂志里的思想,多是我们今天都无法企及的,那些飘散在历史中的碎片,那些浸透着文化和思想,饱满着精神和气质的风骨,令人向往不堪却又难以追寻。

.

《传媒青年》:您最喜欢的民国报刊杂志是哪一家,原因是什么呢?

傅国涌:如果只能说一家,我最欣赏的当然是1926到1949的《大公报》。在报业史上被叫做新记《大公报》。《大公报》是1902年开办的,1926年张季鸾、胡政之、吴鼎昌以新记公司的名义接办,在他们手里,《大公报》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成熟的报纸,也成为媒体行业里的巅峰,目前没有一家报刊杂志可以超越它的水准。根本原因在于,这家报纸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“不”,“不党”、“不卖”、“不私”、“不盲”。而在这之前的中国报刊,还没有哪家这么概括性地的提出报刊媒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。这四个“不”从根本上显示了其创办方针的独立性。具体说来,它的精神实质包括两个方面,一是对官方权力的独立,二是不盲从大众的舆论。然而一家商业报刊创办所讲求的是销量,大公报不以这一点为根本考虑方案,更加体现出了它的不凡。

《传媒青年》:您最推崇的民国报人是谁?

傅国涌:张季鸾。因为就是他把中国报业推到了最高峰。他写的评论迄今为止评论界无人能超越那样的水准。其评判的准确性深刻性,以及对问题的见解独到,达到了完美的结合,从中很难看到瑕疵,尤其是他对中国时局的深刻认识和准确表达。在他主持《大公报》的1926年到他去世的1941年,这15年的时间里,写了大量的评论,这些评论直接针对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,而且抓住了问题的要害,对舆论产生了正面的影响,且直接影响了时局。他写的另一种文字并不是就某一个事件进行评论,而是分析大时代里的整个民族的命运。迄今为止,仍是中国评论史上的标本,言论史上创立规范的标志。除了评论文字以外,他在编辑组稿方面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 

《传媒青年》:您觉得民国气质是一种从容不迫与静水深流?(语出其博客)那这种气质如何体现于民国报刊与报人的灵魂中呢?

傅国涌:静水流深,可以说是民国气质里的一个方面。但民国报刊的气质有他激进的一面,因为那个时代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年代。有其包容性。

《传媒青年》:我是一个中文系的学生,在学校里耳濡目染听闻的更多是:民国报人身上的气质都带有很强的烈性。对,就是烈性这个词儿。这两种腔调矛盾吗?您怎么看。

傅国涌:民国气质,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包容性。既容纳了鲁迅的烈性风格,也容纳了胡适那种平淡、温和的普世价值,当然同时在报刊上也呈现了像周作人风格的小品文,也有张爱玲的风韵,沈从文的格调,与蒋光慈的激烈。然而经过百年沉淀,在民国年间,从容不迫静水深流成为那个时代人最向往的生活方式。

   但当时,就是提倡包容,比如激进的左翼、无政府主义与温和的自由主义可以共生。李大钊是共产主义者,而胡适提倡的却是自由主义,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生活中是朋友。即便政治立场不同,在 生活上可以共事,这在当时太普遍了。民国战乱动荡,但另一面文化上的中西碰撞所产生的开放性、包容性,使得即便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代,敢于说真话的媒体到处都是,报纸杂志像《大公报》《新民报》与《文汇报》这些著名的报刊都依托那个年代的土壤而生存。

《生活》杂志曾经一度偏左,依旧顽强地成为销量冠军。而在国民党垮台前的《观察》,最高销量也达到十多万份。而更大众化的《良友》画报,也是当时任何一家政府报刊说不能企及的。

 

《传媒青年》:您在您发表的文章里曾经提到过“公民语言”这个概念。摒弃奴性,不趋炎附势,以一个真正公民的身份为民众说话,并且说的是实话。这样的精神气儿在那个时代体现在报刊杂志上的例子大概比比皆是。然而当下媒体中,无论是专业时评还是新闻报道,处处体现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作风,真正用平实但鞭辟入里的语言为民众说话的不多。您觉得,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?

傅国涌:首先是时局的原因,使得长期处在黑暗中的知识分子,慢慢被黑暗所吞噬,同化了,连自己也发不出亮光来了。不过,其实就算在在最没有自由的空间、年代里,只要内心有公民的价值,内心有公民的诉求,内心有担当,还是能用自己的那一套功能语言的,尽管打了折扣。当然今天我们通过互联网,以及部分报纸的部分栏目,也能看到作家的公民语言,不全是用奴才式的、用传媒语言来表达的。当然这样的声音弱了一点,小了一点,还是有所作为的。

《传媒青年》:人们人们常常说,相忘于江湖不如相望于江湖。那个年代我们常常看到,在同一份期刊比如《语丝》,只一期里就有着林语堂、周作人与鲁迅激烈的论战,也有俞平伯与郑振铎君子争论;不管是彼此矛盾以至顾颉刚、钱玄同的抵抗,还是政治、同仁、商业的纠缠;我们看到的是,这背后,包容着多少自由的论争,和最后如送战友般的结束,您能再为我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吗?您觉得我们今天还需要这样的论战阵地吗?

傅国涌:民国时代,有很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美好。如鲁迅和顾颉刚,鲁迅对顾颉刚始终有鄙视挖苦。我先举一个你说的例子,像陈独秀与胡适,陈独秀坚持革命道路,胡适则选择了思想与文学启蒙。但是当陈独秀被捕,每次都有胡适为他呼吁,为他奔走。尽管政治立场不同,但是不妨碍朋友之间的情感。整个民国,不但是政治文化名人之间,普通人之间也有即便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惺惺相惜的例子。那个年代的互相对立,比如鲁迅和周作人,都是私人因素。鲁迅说:一个都不宽恕。所以他对陈西滢、梁实秋等都是非常刻薄。而今天看来,鲁迅并不是完人,并不都是对的。民国文化并不是以鲁迅为中心,鲁迅作为“文化旗手”占据的平台还不如张季鸾,因此我们今天获得的信息不对称的,真正要理解那个时代,看看当时的报纸,有很多激进的声音不占据主流,而胡适、张季鸾才是真正的主流。张季鸾为当时的人说话,在新闻与言论史上的地位无人能及。

《传媒青年》:当代的媒体中,哪一家最具有民国遗风?

傅国涌:一家都没有。将来有没有我不知道,也许会有,也许还可能超越那个时代,但就现在来看是没有的。

《传媒青年》:请您总结一下民国杂志的精神实质。

傅国涌:民国报刊的精神实质是文人论政。这是我一直在追寻的失去的传统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【《传媒青年》根据采访录音整理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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